《人民日報》今日發表了國務院發展研究研究員劉培林的文章，其中提到，就去房地產庫存而言，根本目的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釋放房地產行業占用的過多資金，而非刺激新一輪房地產行業的粗放式發展。

    《人民日報》今日發表了國務院發展研究研究員劉培林的文章，其中提到，就去房地產庫存而言，根本目的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釋放房地產行業占用的過多資金，而非刺激新一輪房地產行業的粗放式發展。

    “因此，不能以扭曲的政策補貼刺激高端房地產銷售，也不能通過編制不切實際的地區發展規劃吸引人口流入。”其表示。

    較近房價瘋漲的滬、深、漢、寧四城接連祭出樓市調控新政，外地戶口繳納社保年限上海“2改5”、深圳“1改3”;二套房頭付比例上海普通/非普通住房50%、70%，深圳是認貸認房(有條件)頭套頭付比例3成提升至4成。

    新華社發文指出，“業內人士認為，一線城市樓市或將迎來短期的量價波動期，房價有望趨穩，不會大起大落。與此同時，應警惕“虛火”向二線城市傳導。”

    以下是全文：

    做到三個“搞清楚”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文劉培林

    今年年初權威人士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指出，從目前情況看，對認識、適應、新常態這個大邏輯的認識有3種情況：榜首種是認識逐步深入，適應更加主動，已經開始。這種情況在不斷增加，這是好的。種是認識還不到位，一知半解，適應不太主動，基本無為，流于口號化。這種情況還比較普遍。第三種是很不適應，沒有擺脫“速度情結”“換擋焦慮”的思維定勢，結果行動上自覺不自覺逆向而行。

    這說明，當前人們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認識還需要進一步深化，應當深入理解“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這還說明，人們對于應如何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不甚清楚，對于如何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還有些茫然，需要掌握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科學方法。

    應當看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是一個時期內的持久戰，其目標是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主攻方向是改善供給結構，進而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躍升。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今年的主要任務是打好“三去一降一補”的殲滅戰，確保今年過剩產能和房地產庫存減少，企業成本上漲和工業品價格下跌勢頭得到遏制，有效供給能力有所提高，財政金融風險有所釋放。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打好“三去一降一補”殲滅戰，頭先應做到3個“搞清楚”。

    深入調查研究，搞清楚現狀。只有摸清情況，才能制定出實事求是、切實可行的決策。“三去一降一補”，涉及大量的基礎性調研、排查、摸底工作。這些工作做到位，決策就能科學、執行就會順暢，否則就會打亂仗。就去產能而言，各地要切實搞清楚哪些行業存在產能過剩，過剩的嚴重程度、主要原因，化解過剩產能會帶來什么挑戰。

    就去庫存而言，要摸清本地房地產庫存的實際情況和區塊分布、各類房產的比例，摸清本地流動人口的支付能力及其落戶意愿，摸清吸納流動人口需要配套的財政支出增量的大小。就去杠桿而言，要搞清楚各類主體的負債情況，尤其是政府自身、各類地方融資平臺、實體經濟企業的負債情況，包括負債余額、各類負債的還款期限和利率、相應的還款能力等。就降成本而言，要搞清楚本地企業的成本構成，較近幾年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這些原因中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哪些是因為要素市場競爭導致的，哪些是政府不合理干預導致的;哪些成本因素具有降低的空間。就補短板而言，要摸清本地貧困人口的數量、分布及其文化程度、技能水平、家庭人口構成;搞清楚制約本地發展的軟硬基礎設施瓶頸所在。

    防止本末倒置，搞清楚方向和目的。就去產能而言，根本目的是為了矯正要素配置扭曲，使各種生產要素配置到生產率和回報率更高的地方，而不是簡單地把企業關門了事。去產能一定要和保障下崗失業人員基本生活、解決下崗失業人員的就業問題統籌起來考慮。就去房地產庫存而言，根本目的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釋放房地產行業占用的過多資金，而非刺激新一輪房地產行業的粗放式發展。

    因此，不能以扭曲的政策補貼刺激高端房地產銷售，也不能通過編制不切實際的地區發展規劃吸引人口流入。就去杠桿而言，根本目的是通過降低杠桿率化解財政金融風險，需要把握好化解的力度和節奏，以可控的小震(主動調控)化解潛在的大震(區域性、系統性金融風險)。可控的小震是手段，化解大震是目的。要把握好手段和目的的關系，避免兩種傾向：一種是簡單地指望一夜之間解決所有問題，操之過急，導致本可有序化解的風險演變為集中爆發的系統性風險;另一種是忌憚小震帶來的風險，一拖再拖，直到拖不下去，大震爆發，無法收拾。

    就降成本而言，根本要求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轉變政府職能、簡政放權，減少不合理的行政審批，進一步清理規范中介服務。不能為了降低成本而出臺新的歧視性政策或違背公平競爭的優惠政策。不然，就與降成本的初衷南轅北轍了。就補短板而言，完善軟硬基礎設施旨在為本地經濟社會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但是，倘若把回報率低的項目當作拉動地方經濟增長的抓手，大干快上，把短板補過頭，補成多余的長板，效果就會適得其反。

    確定的任務要具體化、可操作，搞清楚怎么做、誰來做。“三去一降一補”千頭萬緒，既要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也離不開政府部門間協同配合。比如，就去產能而言，要明確去產能的行業、力度和節奏，明確去產能需要的兜底性社會政策，明確失業人員培訓和引導再就業的具體安排，明確如何處置“僵尸企業”破產清算所涉及的債權債務關系，并在此基礎上明確相關部門的職責。

    又如，就去杠桿而言，要明確財政、稅務、金融管理等部門的責任，建立健全協同機制，及時評估去杠桿的成效，守住不發生區域性、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尤需注意的是，“三去一降一補”的具體內容非常多，但病根都是體制問題。無論處置“僵尸企業”、降低企業成本、化解房地產庫存，還是增加有效供給、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解決的根本辦法都是深化改革。各地應當積極作為、勇于探索，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推動體制機制創新，抓好改革措施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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