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地制宜，應時而動”，這是制定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理論只能教給我們部分的道理；行動者需要把這些道理與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結合起來，機敏地、靈活地構思行動方案。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的人都必須如此；否則，就不足以取得成功，人民就要吃苦頭。

　　許多人只看到房地產調控所面對的一些困難，很少有人注意到，現有的制度環境在推行城市化方面實際上具有某些重要的便利之處；因此，當他們面對問題時，不是全面地、理智地進行思考和分析，而是立即借題發揮，把問題政治化，然后挑起無休止的紛爭。教條主義不僅來自左的方面，也來自右的方面。科學和理性被湮沒在了口角（甚至謾罵）之中。

　　房地產的相關問題是再簡單不過的。，城市化會導致人口集中居住；只要城市人口大都住在公寓樓而不是別墅之中，則城市化一定是節約土地、而不是浪費土地的。，城市化涉及的核心土地數量，只有幾千萬畝，不超過我國耕地數量的5%，而且是先占用，后退還；在經歷若干年的過渡期之后，較終的凈占用將是負數（只要我們想要這個結果）。城市生活天然要求一定的集中度；由于交通等方面的原因，你要它分散，居民們也未必愿意。只要懂得了這些數字和基本道理，則大家完全沒有什么好擔心的，政府部門也不必大叫大嚷，信誓旦旦。問題原本可以輕輕松松地、甚至在不知不覺間得以解決的。

　　現有的城市土地國有制和征地制度是有一些優點的。土地國有制便于進行整體規劃和基礎設施建設，而現有的征地制度便于向城市快速供應土地，這可以避免私有土地制度的某些缺點（張五常教授、郎咸平教授都曾表達過類似的看法）。當然，土地出讓收入不能由國家獨占，應當向農民返還或與之分享。只要大思路對頭，這個問題是相對容易解決的。有了這樣的體制，加上敞開供地的政策，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就可以快速地、和諧地展開。在這個過程中，只要經濟政策的其他方面操作得當，房價將不會猛烈上漲和大幅度波動，大部分農村人口將會有序地轉移到城市，城市的生活費用也將會降低，工資與物價也都會比較穩定；我們就可能避免其他經濟體在此過程中所經受的困擾和動蕩。這是完全有可能的。即使現行的體制稱不上很好，政策制訂者也必須頭先朝這個方向努力。因為，當前的土地體制不是那么容易改變的，理性的人應該把短期決策與長期決策予以區分。脫離了客觀事實而一味追求某種所謂的“理想狀態”，根本就不是政策制訂者應當采取的方法。

　　現在我們再來看事實上究竟發生了什么。頭先，政府部門沒有搞明白以上簡單的道理，事實上政府部門對于“城市化”這個概念是缺乏認識和心理準備的，他們并不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的性質，更缺乏富有遠見的規劃。鑒于政府部門擁有龐大的機構和人才儲備，這讓人覺得匪夷所思。18億畝紅線一劃，房價一漲，社會上的思想就亂了。一貫主張所有制改革的學者們，立即提出了所謂“次土改”的問題。其實，除了圍繞城市化所發生的矛盾，土地制度的運行中并無其他突出的矛盾和問題。我不知道那些學者們為什么不去看看數據，做一番匡算。“次土改”的呼聲日高，給大家一種印象，即如果不采取某種重大的舉措，則不足以平息房地產領域的亂象。這下子，偏愛政府干預的人士和政府官員們驚慌了，茲事體大，假若可以暫且不予實行的話，能否還有其他的替代措施呢？筆者認為，這就是大規模建設保障房舉措出臺的一個思想背景。在市場派看來，這條措施離經叛道，而對于決策者來說，這樣做總比被迫面對“次土改”這樣的大題目要容易一些。這就是小題大做和把問題政治化的后果。較起碼的理性分析被拋到一邊了。

　　并不是沒有人保持清醒。茅于軾先生早就指出了18億畝紅線政策的錯誤。任志強先生長期高調地批評嚴格從緊的土地供應政策。然而，茅老先生的意見被看作奇談怪論，任先生已經因為他的言論在全國變得大紅大紫，而他的意見卻始終沒有被政府官員們聽進去。為什么類似7+5＝12這樣簡單的道理傳播起來會這么困難？真相會如此難以得到澄清？這是需要全體國民、尤其是政府專業者來思考的。

　　智識上的缺陷已經使我們在市場經濟的建設過程中走了很長的彎路。大家經常把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對立起來，然而，跟愚昧無知相比，二者之間的差距其實并沒有那么大。經濟的邏輯大體上都是一樣的。例如，商品價格上漲，就要增加供應；市場派認為，私人企業會自動地增加供應；對此計劃經濟的主張者絕不會不同意，他們無非是說，這個“增加供應”的指令也可以由政府發出，政府可以在避免某些市場缺陷的同時也做到這一點。這就是計劃經濟的論述。至于“為了抑制價格上漲要嚴控供應”的觀點就不屬于任何派別了；它沒有資格稱為“派別”，因為它是一種錯誤。置簡單的數字和道理于不顧而沉溺于口角和政治斗爭的做法也不屬于經濟學，它是一種社會悲劇。

　　說者自說之，行者依舊我行我素。這就是如今中國的怪誕局面。例如，北京市土地儲備就于日前宣布，停止10塊土地的出讓招標，理由是“穩定市場預期”。這是在借用經濟學的名詞胡說八道。繼“限購”之后，多個地方現在又開始搞“限售”，這顯然是要把愚昧無知進行到底。仔細觀察后就可以意識到，實際情況很可能是這樣的，即一些官員聽不懂民眾和專業人士的意見；他們經常陷入這樣的窘境，即面對多樣化的、相互抵觸的觀點，他們無法甄別正誤，不知道該聽誰的。一些有責任感的官員也表現出愿意聽取民意的愿望，可是，因為缺乏判斷力，他們只好在不同意見之間左右搖擺，朝令夕改。他們不知道經濟都面臨哪些問題，當前應當研究和討論什么問題，更不知道解決這些問題的正確方法。一有風吹草動，他們就盲目恐懼，只知道一味地強化行政管理。情急之時，他們就拿出“辦公室主任應付檢查團”的辦法來應付局面，或者討好人民。例如，某些商品一漲價，發改委就找企業“約談”，這就是典型的表面文章。節假日高速公路免費的做法不過是圖一時之快，加劇經濟波動；這不是在搞經濟工作，而是在干擾正常經濟活動。

　　由行政官員們控制一切、管理一切的習慣應該改變了。現有的用人制度應該有所改革，如今到處人才濟濟，在關鍵的職位上更應當知人善任。德先生要與賽先生并舉，這是我們在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時尤其需要注意的；否則，民主的聲譽可能就要遭到玷污，我們就會如同前期經濟改革所經歷的迂回曲折一樣，置現成的理論原理以及世界歷史的豐富經驗于不顧，又在黑暗中胡亂地摸索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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