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埠僅存的鋪面早已空無一人。　　

　從萬泉河匯合之處“合口咀”遠眺萬泉河北水“定安水”。　　

船埠碼頭已被灌木林覆蓋。

　　船埠，是萬泉河上較后一個泊船的碼頭，也是較后一個集市貿易的商埠。它在萬泉河合口咀上游約11公里的北岸，距石壁約25公里，距嘉積約50公里。作為萬泉河上游山區的重要埠口，它不僅是集貿的商埠，在革命年代也曾發揮過重大作用。

　　船埠，在萬泉河合口咀上游約11公里的北岸，距石壁約25公里，距嘉積約50公里(萬泉河發源于五指山，有南北兩條水，南水俗稱“樂會水”，北水俗稱“定安水”，兩水在龍江鎮坡寮村與石壁鎮長力村河段合二為一，再向下游奔流，匯合之處稱“合口咀”)。舊時，陸上交通閉塞，貨運、客運全靠萬泉河上走船。萬泉河下游的商埠是嘉積，大城市生產的日用工業產品，集中于嘉積溪仔碼頭，以船運至中游的石壁墟，再換船運至上游的船埠起卸上岸，經交易轉手又把收購的山貨特產，運下石壁，轉手外地客商，換船運下嘉積，乃至博鰲而出海。在萬泉河上作貨運、客運的船，是那種兩頭尖，中間大，有船罩，呈橄欖形，可載重一噸左右的木船。這種船，有風揚帆，無風使篙。駛到船埠，因河床變狹，流水湍急，礁石密布，再也不能向上行駛了，只能在船埠停靠上岸(再去上游，只能駛小船)。因此，船埠成為萬泉河上較后一個商埠，而且是較重要的一個商埠。

　　建埠者：舉人王佐才

　　據筆者考證，船埠形成商埠，應在清初順治年間，開埠者是瓊海石壁下朗龍腰村的王佐才。

　　據《丹溪王氏族譜》記載：“佐才，字許參，生于萬歷戊戌年正月初八日，崇禎已卯科鄉試二十八名舉人，即用文林郎知縣，欽命廣東正主考，行人司行人惠，欽命廣東副主考翰林院撰高旌曰‘瓊林一枝’”。譜中還記載：“公屢上公車不筍，后遭亂隱居不仕”。所謂遭亂，乃明被清滅。作為明臣，佐才被迫退隱家鄉(應是1644年后幾年)，到船埠購田置業，與村人躬耕，終老山林。

　　據龍腰村王佐才第十世裔孫王時鑾介紹，佐才公當年購田后，攜村中兄弟到船埠躬身農耕，隨之形成村莊。當年佐才公親手在村旁種下兩棵荔枝樹。后兩棵荔枝樹長成大樹，挺立村邊，村莊因名“荔枝田村”。解放后，佐才公后人曾從船埠“荔枝田”撤回龍腰村。近年來，王時鑾等村人再次到荔枝田村附近山嶺種植橡膠檳榔。

　　而船埠開埠于清初的另一證物，就是船埠河岸上的那座王佐才建起的船埠峝主神廟。建廟緣由，乃因船埠至下游曲尺灘河段，環境險惡，時有沉船事故發生，為安定人心，物流暢順，佐才公發起在船埠河岸上建起船埠峝主廟。這座古神廟，在數百年風雨歲月中，幾經傾圮，幾經重建，始終煙火旺盛。凡駛船至船埠者，上岸做的件事，就是到廟中燒香膜拜。

　　不畏艱辛的“挑擔商”

　　上游山區出產的山貨，諸如大米、花生、黑豆、芝麻、紅藤、白藤、巴戟、益智、檳榔、蜂蜜以及山豬、黃猄、坡鹿、蟒蛇及各種山貨等，均集中于此銷售。船埠的山貨，有來自瓊中的營根、乘坡，屯昌的烏坡、南呂、落根、大塘、上嶺、鴨塘等地。由于這些地區皆處山區，百里難覓交易埠口，山貨只能靠肩挑走山路，到萬泉河水運的埠口船埠交易。

　　而到船埠做生意的決非等閑之輩。他們既是購購當地山貨拿到船埠出售的商人，又是挑著這些山貨走幾十里山路到船埠的苦力挑夫。他們兼有商人、挑夫兩者的身份，有人便起了“挑擔商”的稱呼。說起這些“挑擔商”之艱辛，是那些山外商人難以想象的。他們往往是三更半夜，把從別人手里購的山貨用扁擔挑上肩，從家里出發。聽說從較遠的思河(瓊中)到船埠的“挑擔商”，要走兩天的路程。他們爬坡越嶺，趟溝過澗。在這走山路的人群中，有人用繩子拴著大豬，手里拿著竹鞭，把豬趕到船埠出賣。有人從萬泉河上游的黎五、加略，用小船把特好的梆板木料，運到船埠出賣。這些山區特產，均是山外市場的搶手貨，因而一到船埠，總是被一空。他們賣掉山貨，又購回萬泉河上運來的工業日用品，再穿山越嶺走回程路。這就是從遠山到船埠做購賣而出名的“挑擔商”、“趕豬商”和“梆板商”。

　　“船工商”：冒險行船成富商

　　從萬泉河下游到船埠做生意的，也是有獨特身份的商人。他們一般是船主，又是船工，還是到船埠賣商品購山貨的商人。這種三者兼之的“船工商”，辛苦程度甚至超過“挑擔商”。家住龍江鎮雙舉嶺村，上世紀40年代就駛船埠船的86歲老人吳景宴對我們說：“駛船埠船苦不苦?只要數一數，萬泉河從石壁至船埠這五十里水路，有多少個河灣，多少個急灘險灘，就可想而知了。”說罷，他扳著手指說：“灣有石壁灣、船灣、丹溪灣、雷公港、龍介灣、峻口灣、加盆灣等;灘有石壁灘、馬弄灘、長上灘、缽灶灘、蒙養灘、加盆灘、雙灘、七星灘、曲尺灘等。”

　　去船埠，這些河灣和急灘是避不過的。那些河灣，一個個漩渦在灣中翻滾，灣深得船篙插不到底。木船一旦被卷入其中，便在灣中打轉，弄上好半天才脫得出來。駛船上灘，更是挑戰與考驗。凡駛船埠船的，個個都是生得膀大腰粗的壯漢。在船頭船尾撐篙的，都是在萬泉河上走船多年的老手。在船中間撐篙的，叫“幫篙”。上船埠，走的是逆水船，俗話說：“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為了保證進而不退，船頭船尾中間三支篙必須同時插下河灘，同時發力，而且同時發出“呃呀”的呼喊來催力。

　　老船工吳景宴告訴我們，駛船上急灘時，三支篙齊發力，每次只能把船撐上那么十幾公分。以這種篙篙發力，步步撐度的堅毅，他們硬是駛上一個又一個的急灘險灘。較長的是蒙養灘，從灘頭至灘尾300余米，卻足足要走一個多鐘頭。去船埠的船，上午在石壁上貨，黃昏起程，到坎下天就黑了。船工們熟水路，只憑微弱的星光就可行船。逆水行船，出力大，流汗多。夜里行船，船工們總是全身上下脫個精光。船過合口咀，上蒙養灘、加盆灘、雙灘至七星灘，駛了4個多鐘頭，已是夜里11點多了。至此，船工們已筋疲力盡。盡管至船埠僅剩二公里水程。但還有萬泉河上較險的曲尺灘，再也沒力氣，也不敢闖那個險灘了。因此，船工們便在七星美美地睡一宿，養足精神，翌日早，便去闖曲尺灘。

　　曲尺灘，顧名思義，是個險峻地形。在萬泉河北岸，有一堵成九十度角的崖壁嵌貼于河岸。從上游奔瀉而下的急流，流經其處，直擊峭壁，發出“嘩嘩”之水響，擊起簇簇浪花。只在一瞬間，流水急遽沖浪回漩轉向，凡船至此，不管上灘下灘，船工三支船篙，必須同時插準石上支撐點，而且使力不能過大，也不能過小。萬一篙插的不準，或用力過大過小，都會導致船偏水路撞石而沉沒。歷史上，不知有多少船，在曲尺灘撞石而發生悲劇。因此，凡駛船埠船的，都是膽大而又技術嫻熟的冒險者。到船埠做山貨生意，有大錢賺，“冒險行船成富商”。

　　船埠的紅色印記

　　船埠，作為萬泉河上游山區的埠口，不僅是集貿的商埠，它在革命年代也發揮過重大作用。1948年，瓊崖臨時民主政府東區行署及瓊縱五總隊，曾駐扎船埠對岸的加芭。民主政府后方總醫院、兵工廠也設在加芭。民主政府及瓊縱部隊，以此作為據點，向海南東區各縣，擴展武裝力量，迎接海南解放。當時，萬泉河兩岸龍江、石壁乃至嘉積都有國民黨重兵駐守，對船埠、加芭等革命根據地實行嚴密封鎖。在這種情況下，駛船埠船的船工，曾冒著生命危險，為民主政府到嘉積及在石壁購購軍用藥品、紗布和制造武器的鐵器物件，秘密裝于船上，半夜起航，連夜運到加芭。

　　1949年6月7日，瓊縱三總一團、三團和五總六團，同一夜向盤踞在陽江、龍江炮樓的國民黨部隊發起圍攻。經兩天三夜的激烈戰斗，兩座炮樓均被攻陷。在戰斗中受傷的瓊縱部隊官兵，均被擔架隊扛到萬泉河邊，由駛船埠船的船工，用船運到加芭瓊縱后方總醫院搶救和治療。船埠及駛船的船工，在解放戰爭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勛，寫下了一頁生動的篇章。

　　300年船埠漸行漸遠

　　繁榮了300余年的船埠，上世紀后半葉，隨著公路日益發達，瓊中、屯昌等山區特產不須再走山路肩挑進船埠了。而萬泉河水運，包括駛船埠的船，由于兩岸通了汽車，也終結了它的歷史使命。

　　近日，在下朗村委會黨支部書記王清寧和王佐才公十世孫王時鑾的帶領下，我們驅車到船埠。當年曾經物流集散暢旺的商埠已成為一個種滿橡膠林的山頭。曾經堆放山貨的河邊碼頭，被郁郁蒼蒼的灌木林覆蓋，只在河水泊岸之處，裸露出一片赤褐色的壁石。由于上游造堤攔水發電，萬泉河河床收縮狹小，小得就像一條小山溝似的。河水渾黃而湍急，河中礁石密布，流水在礁石中奔突，讓人想起歷史上駛船埠船之驚險。

　　在山頂一處平地，我們找到了一間殘存的商鋪。離這間鋪仔不遠處，就是佐才公創建的古神廟。神廟已經重建，是在古廟的舊址上復建的。一位上了年紀的苗族老伯告訴我們，船埠過去有十幾家商鋪，全是租給瓊中、屯昌客商，把挑來的大米、黑豆等山貨在此擺賣。每天早上九、十點，從下游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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