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策劃：從實踐中尋找規律 用科學理論指導實踐

以下是引用片段：
　　就中國的旅游研究過程來看，我們引進比輸出多。在國際學術論壇上，我們的話語權是非常弱的。因為這跟中國發展滯后有關系。我們開始搞旅游的時候，也曾經試圖

　　大家好，上午很多學者都談到了做旅游研究的已經做了三十年了。今天參加這個會是非常有幸、有意義的。
　　
　　中國旅游研究的精英都在這里，一般情況下不應該這么集中，一旦發生什么意外的話，就麻煩了。今天好在我們談的不是基本的旅游問題，更多的是科學技術的問題。我主要從事政策研究比較多一些，我們也試圖做過學科的研究，覺得非常非常難。所以我覺得這個體系里面，學科的問題比較沉重，也非常難，我們也想很快的能夠看到中國旅游科研體系建立起來。

　　其實我內心想談的是對中國旅游人的批判，因為批判過后我自己可以說，如果我站在外邊就不大好說。

　　我在想如何看待我們這些年中國旅游的發展。或者說如何把中國旅游國際化的問題放低一點。我想使中國旅游研究更快、更好的發展。中國的旅游研究是和中國的旅游發展是一起發展的。我們做旅游研究的頭發白的人顯得有學問。當我們搞導游的時候，基本上是一個政治，政治不需要研究，只需要做。改革開放以后情況發生了變化。旅游開始受到了重視，頭先要有一個名分，我們中國旅游開始研究很長時間，大概花了三五年的時間研究旅游是什么，旅游的性質是什么。今天看來這組研究在中國是非常必要的。旅游教育機構、人員、范圍、構成發展非常快，如果按照工作收入評定，中國的研究院校、研究人員不亞于世界發達國家。包括我們做了很多此類的出版物，品種、數量也是相當可觀的。我們的旅游研究隊伍，旅游研究工作者對中國的旅游是出了力、做了貢獻的。

　　就中國的旅游研究過程來看，我們引進比輸出多。在國際學術論壇上，我們的話語權是非常弱的。因為這跟中國發展滯后有關系。我們開始搞旅游的時候，也曾經試圖做過，用中國傳統政治經濟學做一個框架研究旅游經濟學，失敗了。我們有專著，但是現在基本上教學不用了。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受到了很大的顛覆，旅游是新情況，如何看待旅游，需要重新看待。正在因為這樣，我們在開始的時候大量的引進了西方歐美的東西。我們的教材從中專到大學，很多內容都是從西方改良的。從自己的發展狀況做表述的很少。有一些問題出在概念、理論上。外國人、西方人談的問題，移植過來，我們自己都搞不清楚。我們很多詞、很多說法好象是這么說的，放在中國的環境怎么套，這是一個問題。我們旅游也是從入境開始的，旅游的研究、旅游的概念也是這樣的。我們出去的量還是比較少的。

　　我們引進西方的東西對我們自己確立學科是有重要性的。我們的合資產品比較多，我們目前在世界上出了一大批的旅游精英，這些人大部分是我們的學者到國外進修，很大一批作品是他和他的導師做的，導師老了，他們現在已經成為精英了。

　　外國產品有，也不是很多。有一批外國學者，以前研究第三世界、研究東南亞、非洲的，現在已經開始考慮研究中國。特別是人類學這方面更多一些。本研究中國出境旅游的學者是德國人，叫毛利基，這是在國際上引用較多的、的一本書。他做商業化，他是在歐洲，他做了歐洲對中國人發獎，那些機構，包括城市、機場、旅行社，他頒發對中國作出突出貢獻的獎。這次他又做了一個關于中國出境旅游質量標準。大概不到五個人，但是做得非常好。我們的工作有一些缺陷，特別是中國學者如何把我們的學術傳播到全世界的時候，我們可能缺乏一個東西，我們如何用他們的語言來表述我們的觀點。這也就使我們在很多問題上不具有話語權。在研究大部分問題的時候，我們主要引用的是歐洲和美國的學者。中國作為一個大國，亞洲作為這么大一片地方，很少有的學者的說法被引用。這也跟亞洲人比較相同，包括日本、臺灣、韓國的教科書也是翻譯加改變的。這為我國走向世界的學術研究提供了很多的障礙，這也是中國人比較謙恭，我們在和外國交流的時候，我們也是想的索取比較多，貢獻比較少。比如說我們搞旅游，六十年代世界旅游較熱的時候，我們搞文化大革命。七十年代研究經濟比較熱的時候，我們在研究性質。我們研究影響的時候，他們在考慮可持續發展和氣侯。總是有差異，這是一個現實。但是他們研究中國也難免存在一些問題，特別是就旅游研究旅游，對中國發展的過程不清楚，或者是只研究一個方面，不考慮中國的變化等等。這些問題應該是我們可以做的。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應該從中國的發展實踐中總結出來規律、理論。第三世界是非常有作為、有意義的。探討這些規律，它的特殊性應該是我們中國學者的責任。應該是中國學者世界貢獻的。比如說我們經常批判的政府主導問題，可能也是因為中國在這方面有非常特殊的關系，作為市場經濟剛剛發展的時候，包括很多不發達國家，很多發展中國家，這種理論在中國的證明還有現實意義。

　　另外一個是缺乏資訊。作為研究有很多難處，特別是做研究的如何深入實際，與中國的實際結合。現在做研究越來越難了，尤其是很多學者從大學學旅游，到碩士學旅游、博士學旅游，他自己本身對旅游了解非常少，沒有這樣的機會。所以我對我的學生說，這一課必須要補上，否則的話，我們很難有底氣。我們在很多做研究的時候，手的材料比較少，我們經常用手的資料。旅游界出了很多說法，到現在為止不知道這個說法怎么來的。比如說國民收入達到幾千美元的時候，如何如何。我給我的同學說了很多這樣的話，這到底是誰說的？哪位專家說的？在什么地方說的？我們很少缺乏自己的理論。我們缺乏走向國際知識圈的途徑。我們缺乏真正進入國際學術圈討論研究的范圍，一旦有個機會，我們出去進修，或者是參加會議的時候，我們往往是放在聽上、學習上。缺乏一種辨的氣派，我們有什么東西可以跟他們辨。目前理論學術研究機構很少真正成為國際的會員，或者是的會員。包括國家旅游局也很難成為參加的組織，我們的語言有障礙，目前以英語為主的概念把持了學術界，我們很難把我們的東西發揚出去，這需要長時間解決的問題。目前我們沒有一個高端的英文學術刊物，或者說我們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高端的旅游學術刊物。我們的老師也很著急。要發表文章，要找地理其他的學科發表文章。將來我們也要爭取一個這樣的陣地，讓外國人看看我們中國人研究什么。

　　當年中國大范圍出現中國旅游研究的是香港理工大學。他們用了這個名字，很快把這個雜志賣給美國公司。到目前為止，中國旅游研究的沒有在中國內地的英文雜志。我們現在也在努力，包括旅游綠皮書、英文目錄，上面有一個簡介，但是非常簡單。這也跟我們沒有話語權是有關系的。任何事物都不是獨立的、封閉的，學術研究也應該是這樣。為了借鑒國外的經驗，我們需要了解外部世界，包括外部世界的學術研究成果，他們的成就、經驗和教訓，我們可以從中吸取到一些東西。同時，也讓外部了解我們，我們的成功、經驗和教訓，他們怎么借鑒，這是我們科學研究者的責任。

　　學術的研究應該是沒有界限的。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更應當制造兩個條件。我們做學術工作者應當有這樣的責任，二十年以前我在英國的時候，談到世界旅游史，到目前為止我們國家已經有三十年的歷史，我們講世界旅游史的時候，基本上是歐洲和美國的。他們講你們中國不是五千年的歷史嗎？你們中國的旅游史應該也不短啊。我們應該參與大勢的研究，比如說世界旅游三十年以后將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我看過一本書，研究2030年世界旅游是什么樣的形勢。比較研究，我們做得也不是很多，特別是我們在世界上出現一批轉型經濟國家，這些國家在轉型過程中，他的規律、很多東西和西方是不一樣的。我們這一刻也應該認認真真研究。旅游學科比較難，就是因為到現在為止我們沒有把旅游是什么說清楚，好象也沒有必要說清楚。綜合性的研究、跨學科的研究肯定是這個學科的特點。

　　我們的研究應該改變學風、提高學術研究水平，把一般的文章和學術研究的文章分開。特別是方法要可靠，數據要可靠。為什么外國的學者讀中國的東西覺得費勁呢？很大一部分東西翻譯成英文以后他們不知道在說什么。很多套話翻譯的時候，應該告訴他們我們講的是什么。我們應該加強這種橋梁。商業性的研究和學術性的研究要分開。我較近跟華人圈的專家學者進行了一些交談，新加坡、韓國、日本、臺灣，我們的旅游可不可以創造一些相互了解、相互認知的熟言，我們在談，他們認為都是漢語。臺灣說我們在中國不敢住酒店，因為在他們的詞語里面酒店是不好的代名詞。我們需要讓我們的語言讓他們清楚。政府應該創造交流的平臺，政府在參與國際交流、國際論壇的時候，政府應該專門設立。我不是說國外的水平比我們差別怎么樣，至少他們機會多。這樣的小學科，包括一些學術的交流應該制度化，是應該國家來解決的問題。也包括圖書的出版，現在很多圖書的出版很費勁，好象覺得我們賣不出錢來，如果老是這樣，恐怕非常難解決問題。政府部門和專業結構應該多交流和溝通，我們做了一些研究和合作，但是唯獨感覺我們在做合作研究的時候，特別是合作研究中國的事情的時候，我們的學者往往放在了二級的位置。外國的學者往往比我們高一位。很多問題是中國的政府結構的認識問題。為什么中國學者出去以后可以，在國內就不行了？這也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

　　中國旅游有了很快的發展，也有很光明的前景。因此我們的研究顯得更為重要。我們作為一個大國，特別是致力于實現旅游強國的一個大國，我們的學術也應該跟上去。從實踐中尋找規律，在規律的基礎上用科學理論圍繞實踐。今天我們的旅游學術研究，不應當是我們的學者自己苦思冥想，也不是我們的自娛自樂，要發揮團隊的精神，通過大家的努力來探索中國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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