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革命以后的西方世界始終經受著一種生態學上的“精神分裂癥”的折磨，一方面是對高產值、高物質享受欲望的無止境的追求，其結果導致了自然資源的枯竭和環境的惡化；另一方面又表現出對大自然的熱愛，一有機會便投身于大自然中去露宿、去遨游，為此又不得不通過各種途徑，包括法律的和技術的，對環境進行保護和治理。在利用現代科學技術和法律手段對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行硬性地諧調的同時，許多有識之士試圖從哲學、倫理學和心理學等方面尋求醫治上述“心理癥”的良方。正如中國的氣功和針灸對西方世界充滿魔力一樣，中國古老的“風水說”也被認為是醫治這種“心理癥”的魔方，被稱為是“通過對較佳空間和時間的選擇，使人與大地和諧相處，并可獲得效益、取得安寧與繁榮的藝術”，是“駕馭龍的真正的科學”[1]；有人甚至譽其為“宇宙生物學的思維模式（Astro-biologicalmodeofthought）”[2]和“宇宙生態學(Astro-ecology)”[3]。國外的“風水熱”對國內產生了一種“回歸效應”，使國內許多敏感的學者也開始對這種長期被斥為“封建迷信”而具有頑強生命力的傳統文化現象進行了反思，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與大多數持全面批判態度的人相反，有的給“風水說”以很高的評價，并認為在現代仍有其實用價值；有人則持折衷態度，認為其整體上屬于封建迷信產物，但在某些方面如對羅盤的應用和對地形的分析仍具有科學性。筆者將從人類進化和文化發展的角度，探討原始人的環境經驗和中國文化定型時期的環境經驗對中國人的環境吉兇意識形成和發展的意義，以及這種環境吉兇意識如何經過理論和技術的解釋，而被發展成一種系統化的理論——“風水說”，由此認識“風水說”的深層結構和表層結構，以便對這種文化現象作出客觀公正的認識和評價，還“風水說”以本來面目。

　　一、理想的風水模式

　　我們知道，無論其采取什么樣的途徑，“風水說”的較主要目標是為家族的陰陽宅選一較佳的環境，即所謂的\好風水\。怎樣才有好風水呢？“風水說”中始終強調了一種基本的整體環境模式：\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以山地為例，這種模式的理想狀態是背倚連綿山脈為屏；前臨平原，兩側水流曲折回環，水質清晰，流匯于面前；左右護山環抱，山上林木蔥郁。這種大吉的風水環境，以明陵園較為典型：整個陵園北以天壽山為屏，兩側山勢環抱，并有龍山，虎山左右為護，多條溪流自山間緩緩流出，屈曲蜿蜒于圍合的是山間平原之上，沿河流及山間谷地形成多個與外部聯系的豁口和走廊，使整個空間閉合而又?quot;通氣\。不但整個陵園具有這種理想的風水模式，各個帝陵的選址也遵循了相似的模式（圖1）。各種山地寺廟的環境也具有同樣的結構，北京西山的臥佛寺、碧云寺、八大處等寺廟就是較好的范例（圖2）。我們不禁要問，這種風水模式的意義何在，中國人心目中的這種理想風水模式又是怎樣形成的呢？

　　二、動物擇居給我們的啟示

　　在北美生活著一種哺乳動物金花鼠，它對居住環境的成功選擇，實在令人吃驚，有人甚至稱其為成功的“城市規劃師”。生態學家的研究發現[4]，它所居住的地方：（1）必臨近一片谷物地，其洞穴必瀕臨水溪；（2）遠離柳樹林和榿木林；（3）遠離亂石堆；（4）洞穴必在東南坡上，周圍草皮優良，土壤疏松。究其原因，臨近谷子和水源顯然可以免受饑渴之苦，可為什么要遠離柳樹和榿木林，躲開亂石堆呢？原來這類樹木正是金花鼠的天敵貓頭鷹等鷹類較愛棲居的場所，而亂石堆則是另一類天敵蛇類的出沒地帶。至于洞穴的朝向和其直接的生境條件，可以保證它在冬季不受西北寒風的襲擊，使洞穴保持溫暖舒適。動物的這種擇居本領，顯然是長期進化而遺傳下來的本能。那么人是否也具有類似的本能呢？

三、環境吉兇意識的進化史觀

　　目前已普遍認為，大約在2000萬年前，地球上氣候的變干和變冷，使森林面積減少，迫使人類祖先離開了森林而開始了其在疏林草原上的生活，邁出了由猿變為人的步。疏林草原環境與森林環境的不同之處在于后者具有更大的挑戰性，一方面草原上活動著大量的食草動物，提供了豐富的狩獵資源，草地林緣也有更豐富的草木果實可供采集；另一方面，草原上活動著許多兇猛的食肉動物，使人類祖先面臨更大的危險。正是這種充滿挑戰的環境，造就了直立和能使用工具的人。不但如此，長達1500萬年的疏林草原的生態經驗，使人進化了一種環境的感知、認識、評價和預測的心理能力，憑著這種環境認知能力，他們選擇了適合于自己居住的“滿意生態環境”。我國的古人類考古研究為我們認識這種“滿意生態環境”的結構和功能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我們現就一些典型的中國原始人長期生活過的環境（表1）作些分析，以尋找存在于我們心靈深處的思想環境的“心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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