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意外，政府將在年底經濟工作會議后，對住宅征收房地產稅的總體精神進行明確，并在此之后，對重慶、上海兩地的住宅征收房地產稅的試點方案進行批復。

據了解，重慶市目前上報至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的試點方案，采用了“套數越多、面積越大”——稅率逐級提高的累進計稅方式，其原理與個人所得稅的累進稅率相同。而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已經啟動了對房地產稅的會簽程序，其中就包含采用累進計稅方式的“重慶方案”。

累進稅率征收

盡管有“豪宅稅”、“住房 稅”等多個不同的稱謂，但在目前已經報備至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的重慶房地產稅試點方案中(下稱“重慶方案”)，統一的名稱仍是城鎮房地產稅。

財政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的官員向《中國經營報》記者證實，重慶方案中采用了類似于個人所得稅的累進稅率的征收方式。在這種方式之下，個人被征收房地產稅的稅率，可能因個人名下擁有住房的套數、面積的不同而不同。

在此之前，財政部稅政司副司長尹伯欽曾表示，房地產稅可以采用差別稅率。而財政部稅政司地方稅處，一直負責1986年版《城鎮房地產稅暫行條例》的修訂工作。

記者了解到，一旦政策明確，重慶在執行試點的過程中，將對個人住宅的套數或者面積劃定不同的檔次，每超過一個面積或者套數的檔次，其征收的稅率就會有相應程度的提高，擁有的房產套數越多，面積越大，其較終繳付房地產稅的稅率，就將越高。

根據重慶方案，對于別墅和面積超過200平方米以上的大戶型住宅物業，將頭先被直接征收房地產稅。同時，對于評估價格超過重慶主城區平均價格三倍以上的住宅，亦將被開征房地產稅。在此過程中，依據面積，劃定檔次，而后依據已劃定的檔次，逐級調高稅率。

除此之外，在重慶，如果一人或一戶擁有四套及以上住宅，將直接被征收房地產稅，并直接課以累進稅率。以控制個人或者家庭，占有“過多的、非自住”的住房資源，從而實現房產的“去投資化”目的。

試點推廣

在“十一”長假之后啟動的三部門會簽程序中，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對重慶方案提出修改建議，將別墅、200平方米以上的大戶型征稅，直接統一為“對200平方米以上的大戶型征稅”，并執行“高限稅率”，以便操作，并利于監管。而此前，對別墅如何認定的標準，多部門之間一直存在爭議，這樣的修改，是為避免給操作過程中的“避稅”留下空當。

“主要的主管部門對于采用累進稅率沒有爭議，”10月20日，接近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的一位消息人士稱，現在主要的問題是，重慶累進征收房地產稅的“分檔”以及對應的稅率如何劃分與制定。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的一位官員亦證實了這一說法。財經大學財政學院一位不愿具名的權威專家表示，累進稅率符合此前國務院在此輪房地產調控的過程中，提出的住房去投資化、去資本化的總體精神，對于平衡住房資源的分配，確有作用，因此在幾個試點城市中以符合當地的形式進行推廣，是完全可能的。

4月14日，國務院出臺系列樓市調控政策，其中提出“加快研究制定引導個人合理住房消費和調節房產收益的稅收政策”，及至9月29日，“加快研究”被“加快推進”的稱謂取代，而上述專家認為，累進稅率，完全符合“合理引導”和“調節收益”的精神。

記者了解到，上海上報至三部門的房地產稅試點方案中，雖包含了累進稅率的思路，但并未予以強調和明確。

對于實際操作中業界認為難度較大的評估值問題，在一定情況下，在試點中可能采用統一劃線的簡便操作方式，即對不同區域劃定評估值的“單位價格底線”，即低于這一底線的按照這一底線計算征稅的稅基，對于購購價高于這一底線價格的，直接以交易價格計算征稅稅基。

重啟房地產保有稅制改革

一旦房地產稅改革的試點啟動，作為長期議題的房地產稅制改革，又將被重新擺上桌面。

“當初提出開征房地產稅設想的時候，其基本目標并非為了調控房地產市場，只是基于完善房地產稅收體系本身的需要。因為當時的房地產市場并沒有太大的起伏波動。目前中國房地產稅收體系中，流轉稅、所得稅等稅種都有，但財產稅中兩大主體稅種——資產稅和房產稅卻是缺失的。”財經大學財政學院院長劉桓在接受采訪時表示。

因此，房地產稅作為保有環節稅負，在重慶、上海展開試點后，一系列的長期房地產稅制改革工作，自然引起關注。

參與相關工作的專家告訴記者，目前房產稅改革的思路，不僅僅是取消1986年《房產稅暫行條例》中對個人所有非營業用房產免征稅收的優惠條款，更進一步的改革是傾向于在不動產的保有環節，將現有房產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合并為統一的房地產稅，簡化稅種，徹底改變目前房地產稅制流通環節畸重、保有環節畸輕的現狀。

“現在還沒有考慮落實合并稅種的問題。”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的一位官員表示，目前，相關三部門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國務院要求“加快推進”的房地產稅方面，至于歸并稅種的問題，他個人認為，至少要在個別城市試點經驗得到總結，在全國推廣之后，方能提上議事日程。

劉桓表示，地方政府和政府的博弈關系，永遠是存在的。“不僅中國如此，國外也如此。一個好的體制，必須要解決好政府層級之間的收入和它的權限劃分問題。這里的核心問題還在于政府權利的劃分問題。因為事權決定財權，財權決定著稅收的歸屬，因此稅收的整個分配體制在上下級之間分割的問題上，是服從于財權和事權的劃分變化的。稅收本身歸誰所有，這是更高層次的問題。但從稅法的角度去看，其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各級政府和納稅人的關系問題。”劉桓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