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前不久告訴我，有位餐館老板想現款購購他們公司的豪宅，大約300多萬元的三居室。這位企業主已經購了10多套房子。

　　這位老板是投資性購房。可是，較近北京豪宅的房租已經大幅下降，有的月租已滑落到四五千元。如果這種狀況持續下去，其租金年回報率將跌至3%以下。好在近幾年北京房價年均漲幅不低，否則其實際率就可能是負數了。但這位老板還是想購房。

　　另一位小企業主從河北某市驅車趕至北京，花300多萬現款購了一套，說是準備給兒子考上大學以后住。其子正在讀高中。他說：掙的錢除了購房還能干什么呢？

我孩子有位同學，家里已有三套房，其中兩套都是復式房，一套是北京西山的別墅。奶奶說：別墅太大了，夜里睡不著，還是自己那套老房子舒服。前些時候，為了孩子上學方便，她那在中關村開公司的兒子又在學校附近購了套精裝修的大房子。那兩套復式房都空著呢，不會出租。

　　有一對老夫婦，購了一套約1000平方米的豪宅，平時就老兩口住。老太太說：老爺子，以后我做好了飯，只有打電話叫你下來吃了。

　　這都是較近一兩年發生在我身邊的真事兒。再說一件事：好幾年前，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中年女性走進北京國貿附近的某售樓處，一口氣購了8套房。那是當時該地區較貴的住宅。后來她又在同一公司開發的樓盤購了7套房。據說她是經營洗腳、健身業務的。

　　我如此大肆渲染這些購房人的故事，肯定會招人忌恨。可是，如果這些購房人的收入來源合法，依法納稅，咱們除了妒忌或艷羨，還真不好說什么。

　　有朋友說，我們購不起房，就是這些富人把房價拉上去了。這么說有一定道理(但不能說很有道理)。為什么上海、北京、深圳，房價再高、漲得再兇也有人購？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包括高端住宅在內的住房需求旺盛，民間比較富裕。贊成這個理由的，總會舉出不斷刷新的居民儲蓄存款總額及其增長速度這個例子。

　　20余年的改革開放，民間積累了一大批財富，少數人已經富起來了。去年曾有人說，只有打壓樓市，讓樓市的投機資金進入股市，股市才能火。但一年來的事實證明這個說法錯了，股市火起來了(上海股指上漲了約60%)，房價漲得也很兇。兩個市場的資金都很充沛，說明民間的錢太多了。

　　按照資本的邏輯，利潤的大部分應該用于擴大再生產。可是我發現，有一部分小企業主，擴大再生產的動力不足，利潤除了用于消費外，很多就用來購房。購了一套購兩套，之后是三套、五套、十幾套。有的是用于投資，想分享房價上漲的收益。有的則純是購房而已，就那么放著。杭州也有一批這種業主，購房后既不裝修也不出租(幾年后房價還是翻番)。

　　經濟學家吳敬璉說，中小企業是經濟增長的動力(大意如此)。推論是，必須調動國家資源向中小企業傾斜，使其有足夠的動力擴大再生產；或者建立順暢的投資渠道，釋放民間財富。但現實是，我國的主要資源仍被大中型國企霸占并糟蹋著(持續虧損)，民間投資渠道狹窄，中小企業的市場環境堪憂。較近的一個調查顯示，90%的富豪有一種不安全感。什么安全？房子。所以，即便國家對商品房轉讓征收20%個人所得稅，他們依然會購房子，哪怕購回來就那么擱著。

　　貧富分化懸殊、收入分配嚴重不平衡，是房價上漲的動力之一。將“和諧社會”落到實處，就必須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解決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住房作為價值較高的商品，在整個家庭的財產收入構成中占有較重要的比例，將住房資源納入調整范圍，有助于提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成功概率。這就是今年房地產再調控，強化行政手段，與“宏大敘事”的內在邏輯聯系。

　　但20余年形成的貧富鴻溝，不可能在朝夕之間填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絕非劫富濟貧，保障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問題也絕非重回實物分房時代。而只要不是完全禁止富人購兩套以上的住房，貧富懸殊對拉動房價上漲的貢獻就很難減弱。我的意思是說，想購房的富人還是會繼續購，價格再高也會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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