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先，從緩和城鄉差別與構建和諧社會的意義上考量，社會保障不應存在“內外有別”現象；其次，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重要階段，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中小城鎮人口向大城市集聚乃必然趨勢，歧視外來人員沒有任何道理；再次，外來常住群體，無論是農民工，還是小白領，都為所在城市經濟和社會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理應和戶籍人口同工同酬，也該享受相近的社會保障。

　　目前全國農民工總數為1億人左右，2004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對2000多家企業的調查表明，外地員工占企業員工總數的59.8%。以上海為例，外來常住人口約為戶籍人口的三分之一，占全市就業人口約40%。這些數字都清楚地表明他們不應被忽視。

　　從現實角度出發，在財力有限和本地居民住房保障尚未解決的情況下，不能苛求地方政府一視同仁地對待外來弱勢群體，但有必要遵循“分類解決、分批保障、租賃為主、購購為輔”的原則，對需要幫扶的外來群體進行劃分，并分步解決。

　　現階段，在外來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等，戶籍控制仍舊非常嚴格。現實社會中，存在一批與這些城市戶籍人口具有直系或夫妻關系的外來人口，比如上海規定夫妻兩地分居滿5年才可以遷入另一方的戶口。這種由于歷史原因或現存制度造成的不太合理的事實，使他們當中的中低收入群體雖然實際上生活于城市，卻難以享受當地住房保障。這一群體總量并不大，地方政府完全有能力、有責任解決其住房保障難題。

　　對類人群，即連續工作3年（或5年）以上、具有正式勞動合同的低收入水平務工人員，應讓其享用政府提供的公共租賃房或低租金的市場型租賃房，或者由政府給予貨幣補貼。考慮到外來常住人口以單身或兩人為主，政府在新建公共租賃房時應設計一些宿舍型的集約化住宅。另外，由于外來務工人員多集中分布于企業（尤其是制造行業），政府可以引導、資助、監管這些企業逐年修建一批“外來務工人員廉租公寓”。去年，由浙江省多個部門撰寫的《我省房地產發展與城鎮保障現狀與對策》中，對此已有所考慮。

　　自2002年上海頭開先河以來，部分城市陸續推出了以人才引進為主導的居住證制度。連續3年（或5年）獲得居住證的外來人員，如果其收入水平符合要求，應享受購購當地經濟適用房和限價房的權利，這就是第三類人群。目前，只有北京的居住證制度允許外來人員購購經濟適用房，多數城市尚未考慮。

　　對第四類人群，即工作半年以上、有正式勞動合同、大專以上文憑、屬當地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低檔次的，政府可為其提供“政策性周轉住房”，這種房子全部是宿舍型集約化住宅，租期不能太長。目前，個別城市開始研究對策，如《鄭州市住房建設規劃(2006~2010年)》明確要建“周轉住房”，主要解決外來務工人員、大中專畢業生等特定人群的臨時性住房困難。

　　前段時間，北京制定限價房的購房標準時，把外來人口排除在外頗惹爭議，抗議者多是“北漂族”中有相當財力的群體。而相較之下，處境更慘淡的底層外來務工人員，連租房都困難，又有誰幫他們吶喊，為他們解困呢？各地政府在健全住房保障體系的過程中，請切莫忘了外來草根。（編輯：劉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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