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8月，匯豐PMI終值從7月份的49.3降至47.6，創41個月新低，已連續10個月位于榮枯分界線下方。新出口訂單、就業指數創新低，企業庫存攀升至2004年4月有PMI數據以來的歷史高點。PMI回落主要原因是外需疲軟，進而又導致內需不足。機構預測，8月份經濟數據難有驚喜，四季度或成為政策出臺的窗口期。

　　隨著部分經濟數據的超預期下滑，短期保持經濟“穩增長”仍需從需求管理方面尋找突破。縱觀當前國內外的經濟形勢，投資和外需兩架馬車的動力已不足，而且其對經濟長期發展和調結構不利。如此以來，擴大內需是防止經濟硬著陸的先進出路。在此緊要關頭，我們不能再走回老路，而是要抓緊契機尋找擴大內需新路徑。

　　長期以來，房地產市場扮演者“資金黑洞”的角色，吸收了大量的貨幣流動性。這不僅鎖定了中等收入者的消費需求，還易導致實體經濟資金鏈斷裂，引發民間信貸和地方債務危機。有如此一個“流動性陷阱”，央行貨幣政策效果難免大打折扣，而且還會埋下通脹隱患。所以，當局應該多觀察已出臺政策的效果，不能再在同一個地方跌倒。筆者認為，當前的貨幣政策應慎用降息手段（特別是在美國QE3出臺在即的情況下），并要多給財政政策留有空間。

　　8月，全國100個城市（新建）住宅平均價格環比上漲0.24%。這是住宅均價自6月止跌以來，連續第3個月環比上漲。在經濟增長放緩、消費需求低迷、企業庫存嚴重的情況下，政府面臨“穩增長”又“控房價”的兩難。但如果考慮到，房地產調控對于釋放消費潛力、破除流動性陷阱的長期作用，那么我們仍需要有足夠的信心，來堅持房地產調控措施不動搖。

　　“一套房子吞沒一個中產家庭”，也吞沒了中國的消費能力。以北京為例，按照較新平均工資6000元的水平來看，想要在五環內購一套一居室房子，即使不吃不喝也需要25年，而且前提是房價不繼續上漲。別忘了，在我國這僅僅是購購到了這套房子的70年產權。看得出，城市住宅已變成某些利益集團掠奪工薪財富的工具。年輕人收入不高，每月工資近一半用于交房租，更難積累財富來購房。在這種狀況下，無論是租房還是貸款購房，無數中產的消費能力都已被高房價凍結。

　　“房價飛漲”、“住房難”的問題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大事。它不僅影響老百姓生活的幸福程度，而且對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等方面都構成了威脅。解決這一難題的過程是一項系統工程，房地產市場需要政府規制的介入。自1998年房改以來，我國的房價上漲和政府調控就從未停止過博弈。到2010年，房價依然如脫韁之馬，再次引發多次嚴厲調控。從“限貸”到“限購”，史上較嚴”的這一輪樓市調控，終于讓房價堅冰動搖起來，下行跡象日漸明顯，房地產調控正朝預期方向發展。但如果現階段放松調控，重新走上過度依賴房地產拉動GDP的老路，短期內可能會對經濟增長起到刺激作用，長期看則無異于飲鴆止渴。持續這樣的發展模式，會導致實體經濟不振，產業結構調整無法推進等問題，還會鎖定國內的消費需求，對于經濟的長期傷害遠大于短期拉動。

　　由于住房具有商品和投資品的雙重屬性，隨著近年來房價的飆升，民間資本大肆涌入房地產市場進行投機。由此也導致的實體經濟空心化，是未來經濟發展急需填補的黑洞。例如，近年來溫州民企高價購地卻悉數被套，較終導致溫州企業不想純粹做實業的悲慘現實。很多企業，做了20年實業后，把資本全部放到了房地產業。如今隨著房地產市場泡沫的退去，其資產深度被套，資本貶值嚴重。房地產市場吸引了巨額投資，抽空了實業生產的資本，經濟發展減緩，失業現象嚴重，較終導致消費市場的萎縮。

　　分析房價的構成我們發現，土地出讓金和稅費占房價五成以上，打壓房價需要從這兩方面入手。從2008年開始，全國土地出讓金增勢強勁，并在2011年達到31500億元的歷史高點。2008年城市地價監測結果顯示，全國29個城市的地價房價比均值為31.8%，而土地成本占房產銷售價的比值也在不斷上漲。可以看出，土地的價格以及土地價格的快速上漲，是住房價格上漲的推力。另外，房地產商繳納的相關稅費總體占其銷售收入的15%左右，而房屋建設成本占房價的30%以上，地產商凈利潤占房價的10%左右。

　　為解決土地出讓金過高的問題，需要從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做起。土地征收要遵從不損害公共利益的大前提。但在實際拆遷和土地征收過程中，80％以上的情況是以商業盈利為目標的，并非出于為擴大公共利益而進行的土地開發。對于這些種情況，征收土地應采取市場交易的方式來進行。否則，政府和開發商一起以公共利益為名義，強制征收農民土地的問題就無法解決。另外，還有積極推行土地產權制度改革。土地產權性質改變后，可通過土地入股、改變稅收政策等方式，合理分配土地增值收益。較終，既能實現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目的，又能有效控制土地價格。

　　此外，隨著房產稅開征技術日漸成熟，未來房產稅將成為地方重要財源。這無疑將緩解地方政府“土地財政”對土地出讓金的依賴，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緩解土地價格的高漲趨勢。筆者認為，如果僅靠開征房產稅、完善住房保障體系等措施，還不足以改變高房價的現實。只有在政府財稅體制改革配合的基礎上，開展土地產權制度改革，將集體土地征收補償盡量向弱勢群體（特別是農民和城市中等收入者）傾斜，才是解決高房價問題的根本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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