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產稅是個怪胎

　　房產稅的改革備受關注。理論上，地方政府征收房產稅能起到籌集收入、調控房價、收入分配三大作用。而當前支持全面征收房產稅者，主要側重其對房價上漲的抑制作用，認為征收房產稅能通過增加房產的持有成本，抑制投機性需求，使投機性房屋持有者傾向于出售房產，增加房地產市場的有效供應，從而達到抑制、降低房價的效果。

　　其實，從我國目前經濟運行情況來看，征收房產稅存在許多不合理性，因為任何一個政策的推出和實施，都涉及一個政策成本和福利損失問題。不顧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而倉促出臺，它就活脫脫成為一個怪胎。

　　法理上，建議征收房產稅的很多專家言房產稅并非新稅種，以前只對商用房征收，此次只不過是把征稅范圍擴大到了個人住房，所以不需要像物業稅一樣必須經過人大立法程序。可是他們有沒有想到，和廣大老百姓較密切相關的，不是商用房而恰恰是個人住房。

　　我曾經說過，中國現階段的城市化進程在一定意義上是“畸形”的：農民放棄了對土地的集體所有權，而去換取對土地沒有所有權的“戶口本”。而在經濟學意義上，房產稅既是“房”的稅，還涉及“產”的稅。所以房產稅在價格體系里，不光和房屋本身價格變化有關，還和土地增值貶值有關。那在城市里，誰對土地所有，你就該向誰去征收房產稅！在這個邏輯上，政府應該向自己征稅，這豈不滑天下之大稽！
　　
　　城市土地所有權為政府所有，老百姓只有70年使用權，購購房產時所繳納的土地出讓金，是政府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將70年(實際上真正到老百姓手里還有縮水)的土地使用權讓渡給土地使用者使用收取的款項，也就是上面所說的土地一定年限的使用價格。因此政府再征收房產稅，在一定意義上屬于重復征稅。

也有人把房產稅看成變相的物業稅，認定它可以起到調控房價的作用，這實際上也不準確。征收物業稅的合法前提，必須是取消土地出讓金、土地增值稅等與物業稅存在重合的稅費。而當前土地財政局面難改，這些稅費因涉及多方利益博弈，根本沒法取消。

　　有人將房產稅看做一種變相的物業稅，并且認定其能起到調控房價的作用。其實，從我國過去的十幾年經濟實踐來看，炒房者的資金實力往往遠比普通需求者雄厚，即便對其征收房產稅，他們也完全可以“高價購高價租或賣”(也必須要說明的是，炒房者也不是推高房價的主要原因，他們只是高房價下的“衍生品”)。

　　一來他們比普通百姓更耗得起，二來他們與剛需者比較，彈性更大，進退更自如。這使得房產稅的征收負擔較終仍落到普通的剛需者身上。這就是經濟學里說的“稅負轉移”。因此，在中國收入差距如此之大前提下，倉促開征此稅種，非但沒能打擊到投機者，還反而誤傷了具有正常購房需求的老百姓。

從長期來看，商品房成本并沒有實質下降，剛性需求依然大量存在，加快推進全面征收房產稅既不能起到抑制房價上漲的效果，還可能使房價進一步上漲。如此一來，房產稅就成為了一個打著“調控房價”幌子的“怪胎”，它所引發的后果就是：炒房投機行為不減、普通百姓雪上加霜。現階段實行的房產稅本身問題重重，社會大眾不應將平抑房價的希望寄托在房產稅上。

　　在國外實行的房產稅制度，有的確實起到了調控房價的作用。美國人的房子每年都要繳房產稅，房屋的空置問題得到了有效遏制，投機性購房減少，房價得到控制。但這種政策效應的實現有其前提條件——一半以上的國民可以有公租房可租。公租房的易獲得性，使民眾在房產市場上的需求彈性大大增強，也使得房產稅對房屋持有者的成本影響難以轉嫁，炒房投機行為得以抑制。

　　相比之下，本世紀初，韓國為抑制房地產市場泡沫，多次增加房產稅稅負，盡管已經在1998年發起了100萬戶國租房建設計劃，針對較低40%收入戶提供國租房，然而韓國的房產稅較終仍導致一些房價較高地區業主承擔了大額房產稅，卻未能有效刺激這些地區房產流通，也未能抑制房價，較終以失敗告終。

　　反觀我國情況，公租房覆蓋率達到20%的城市很少，甚至遠不如世紀初韓國實施房產稅時的水平。在目前國內所有城市公租房都遠遠滯后的情況下，再征收新房產稅，不僅起不到調控作用，相反還會因成本增加，推高房價，讓本就不堪重負的國民住房成本再次增加。

　　房產稅借打壓房價之名，為地方政府正式開辟了一個新財源。地方政府因房價下降而減少的土地收益，將在房產稅中得到彌補，且在土地財政枯竭之后，房產稅征收范圍很有可能擴大。今天向高端商品房征了房產稅，誰能保證明天不向中檔商品房征收？今天向二套房征了房產稅，誰能保證明天不向所有房征收？

　　房產稅的所有稅種都是折舊稅，且國際上沒有只對第幾套房征稅的做法，因而房產稅一旦開征，不但無法解決房價高漲，且將加重所有老百姓的負擔。在我國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之際開征房產稅，無異于國進民退、與民爭利。

　　2013年我國人均稅負已經達到9480元，人均稅負與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高達0.52；相比之下美國的人均稅負收入比僅0.19。我國人均稅負水平高居世界前列，享受的社會福利水平根本無法與之匹配。即便如此，卻仍有人呼吁增加賦稅，相信能平抑樓價甚至分配收入，荒唐得近乎飲鴆止渴。

　　中國未來改革的三個方向：調整以前高投入、高能耗、粗放型而不是集約型的經濟發展結構、建立一個普民和惠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努力切實地提高全體國民的真實收入水平。三個方向其實和稅都有關系。經濟學上，稅是研究如何拔鵝毛而不讓鵝咯咯叫的藝術。如今的很多“鵝”們，非但不去質疑房產稅的合理性，反而樂見此稅的盡早實施，這就讓我百思不得其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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