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將長期面臨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和波動加劇的局面，將長期面臨在釋放流動性保持經濟增長和抑制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中尋找政策的平衡點的“兩難”。既要保持流動性相對寬松以保增長，又要堅決消化流動性過剩已經造成的資產價格泡沫，防范可能引發的通貨膨脹，同時完成經濟結構的戰略轉型。

因此，當前而言，房市和資本市場的風險是政策的不確定性所引發的系統性風險，或者說是政策的多變性、不可持續性所帶來的預期混亂，并導致市場的大起大落，必須堅定房地產調控的信心和決心，同時疏堵并舉，積極進行金融創新。嚴厲的房地產信貸政策是控制信貸推高房價泡沫的必然要求，是化解國際金融市場壓力的有效手段，實際上可以緩解加息的壓力，并為人民幣升值預期引發大量外資流入搭建一道防火墻。而積極拓展投資渠道，大力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引導信貸資金和社會熱錢流向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企業，則是擴大內需和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的必然要求。

中長期而言，后金融危機時代房地產調控政策要向縱深發展，其方式和也將面臨四個轉變：

一是在堅持依靠金融、財稅政策調控住房消費的同時，更應研究運用金融手段加大住房供給并降低供給成本，盡快研究構建長期穩定的房價形成機制的金融支撐政策體系。比如：進一步研究公積金促進保障房建設的有關政策，再如借鑒德國特有的“合同儲蓄”住房金融模式，以及房貸的固定利率機制。

二是政府對市場的監管要從目前主要調控和打壓消費者，轉變為主要調控和規范機構行為。包括規范政府在土地出讓方面的行為，落實政府建設保障性住房的責任，規范銀行、開發商和中介機構的行為，實行強制性房地產信息披露制度，消除壟斷，建立公正、公平、公開的交易秩序。后金融危機時代的頭要任務是擴大內需，尊重消費者，依法保護各類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有效激發消費者的潛在需求，促進剛性需求向實際購購行為的轉化。

三是要從征收房產稅和物業稅等提高成本的思路，轉化為通過結構性的減稅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購房能力。既然開征房產稅、物業稅等遇到各方面利益博弈的現實掣肘，又陷入程序是否合法，面積和套數標準、稅率和稅基難以科學確定，操作中公正公平難以保證等問題，何不將政府職責的著眼點放到保障房的建設上來，真正為急需解決住房困難的中低收入家庭做點實事，比如大幅度擴大保障房的覆蓋范圍，對保障房準入家庭實行針對性減稅，比如：減免契稅和交易費，實行租房成本、購房抵押貸款利息所得稅前抵扣等。

四是必須認真研究改革現行的土地使用制度，實現公平統一的土地收益分配機制。從目前來看，越來越多的經濟發展和社會問題同土地有關，農村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城市居民的生存空間(住房)的核心也是土地問題，土地已成為眾多問題中的“綱”。

比如，在推進城鎮化建設中要堅持城鄉統籌發展的原則，探索建立三個機制：城鄉銜接的土地規劃利用機制、城鄉共享的土地收益分配機制、城鄉一體的公共服務保障機制，只有這樣才能使城鎮化進程不會被“高房價”和“經濟房地產化”所綁架。再如，多年來政府采取了房改分房、貨幣補貼、廉租房實物配給、定向安置、經濟濟適用房、限價房、公租房等多種保障形式，造成不同區域、不同時期、不同品種之間居民在享受國家政策的實惠和標準上不統一，一個可行的方案是改進現行的保障性住房定價機制，只要是政策性住房統一由政府出地，即政府統一承擔土地成本，企業和個人出建設成本。明確每個家庭可以享受一套政策性用房，而對除此之外的商品房實行限購和稅收調節，在此基礎上逐步完善公平普惠的基本住房保障制度體系。

此外，產業用地采用“招拍掛”出讓的方式直接導致了科技企業用地成本過高，降低了企業的競爭能力和持續發展的動力。建議有關部門認真研究制定扶持科技企業發展的用地政策。比如根據科技企業的生命周期，對于不同的企業和在企業的不同發展階段，探討多種土地使用方式，而只有科技企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崛起，并在新一輪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占領主導地位，才能帶領中國經濟實現可持續的健康發展。

(作者：黃石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