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一名法律工作者，2006年11月中旬，在租房時，自以為做了足夠多的防范措施，依然落入了黑中介的騙局之中。黑中介騙人手法之高讓我驚訝；800余名受害人被騙，人數之多讓我意外；公安機關10日內破案讓我贊嘆；但較終未得到分文賠償的現實，讓我無奈。

　　難道就這么算了嗎？

　　2006年11月18日，我在北京租房網上搜索到一套戶型、設施、地段、特別是價位特別合適的一居室。撥通電話后被告知，此棟房子由一家中介公司代理租憑。接電話的女業務員說：“那套房子還沒有租出去，但已經有人打電話詢問了。”當我問要收多少中介費的時候，該業務員說：“房屋代理公司，是不向租戶收取中介費的，在你和房東達成協議后，我們只向房東收代理費。”

　　我來到中介公司。接待我的女業務員自稱姓孫，她把我領到會客室里便很詳細地介紹了該房屋的情況，我很滿意。當我提出要去看房的時候，孫業務員卻表示要先收取一定的看房押金。我很奇怪：“電話里不是說不收中介費么？”孫業務員回答：“我們不收中介費，我們只收押金。公司有規定，必須先交錢才能看房。原因是公司擔心客戶和房東私下簽單。”孫業務員還說，他們以前遇到過這種情況，客戶當著他們的面表示不租，離開中介后卻直接找房東租房。我表示不會這么做。孫業務員卻直言說他們不能冒這個險。就這樣僵持了10多時辰，我表示不租了。當我打開會客室門時，卻發現門口已經聚集了4個人。

　　一個專業模樣的人攔在我面前說，跟你談了這么長時間，房東也給你預先約好了，你怎么說走就走呢？

　　看他們人多，我說話也沒了底氣。表示沒看房子先交錢，不太合適。那位專業指著營業執照說：“這是我們的營業執照，這里有北京工商局的電話，你現在就可以查。我們在這里干了快兩年了，談了許多業務了，怎么會騙你這幾百塊錢？”

　　幾番較量，較終我憑著以前在律所做助理時處理過多起房租糾紛的經驗，在協議上做了5處修改，確定沒有不利于我的條款后，交給他們500元錢看房押金。然后和一名男業務員同去看房。

　　那位男業務員也很“負責”地把我帶到該房址附近，然后用手機撥通“房東”的電話。“房東”說，剛接到單位一個電話要處理些事務，只能晚上7點再見。于是男業務員把“房東”和自己的聯系方式都留給了我，約定晚上在此碰面。

　　臨近晚上7點，我頭先給那個男業務員撥通電話，得到的答復是自己有事抽不開身，讓我自己解決。我又撥通了“房東”的電話，“房東”很抱歉地解釋說加班回不去，又約定了次日的見面時間。隨后的一、兩天里，我不下數十次地撥打房東的電話，皆是關機狀態。再打中介公司，中介公司說，他們也聯系不上“房東”，要給我推薦別的房子。而其所推薦的房子，價格之貴，讓我無力考慮。

　　我預感到有問題，遂上網搜索這家公司——北京京安信宇房地產信息咨詢有限公司，有大量的投訴帖子，很多人的遭遇和我類似甚至流程都完全一致。原來該中介公司就是通過低價發布出租信息吸引客戶，然后收取一定看房押金的方式來行騙。他們要么在收取押金后給客戶提供一些價高的房屋資源，要么就直接把押金占為己有了。值得慶幸的是，我意外地加入了一個由受害者自發組建的維權群。維權群里已經聚集了20多位受騙者。群里較早的受害者在2006年3月份被騙的，群里的同仁已經多人次向京安信宇所在地的工商機關反映此問題。工商機關說京安信宇有合法的營業執照，不是非法經營。

　　后經群里朋友的努力，工商機關才勉強給調解了一次。結果是，京安信宇同意給部分人退還10%的押金，大家當然不同意。

　　2006年11月20日，也就是被騙的第三天，我走進了京安信宇所在地的北京市朝陽區太陽宮派出所，以京安信宇涉嫌詐騙且詐騙數額巨大為由向警方報案。

　　我提出我是代表20余名受害者來報案后，得到受案民警盧警官的重視。他授意我盡可能多聯系事主過來報案，能聯系到的人越多，對警方辦案越有利。

　　后來，先后有10余名群友在公安機關做了詳盡的筆錄，為公安機關偵破此案提供了大量的證據，并大大縮短了公安機關抽查取證的時間。一場維權大戰悄然拉開了序幕。

　　2006年12月1日就在維權群報案的第十天，公安機關一舉端掉了京安信宇這個黑中介筆者窩點，5名涉案業務人員落網。后來從公司的備案資料所提供的數據中獲悉，自2006年2月到2006年11月底，已經有近800名受害者被騙。太陽宮派出所將案件已移交朝陽分局進一步審理。

　　2007年2月，事情發生了變化。群友發出一貼稱：京安信宇的原業務員已經被釋放，而且又開了一家公司繼續行騙。

　　2007年2月5日，我撥通朝陽分局該案的負責人李警官的電話，卻被告知：該案未能被朝陽檢察院批準立案，京安信宇的法人張躍飛在逃，相關業務人員或取保候審或業已釋放。京安信宇的所騙得的贓款已揮霍，退款已經無法操作了。當我問起為什么有800人受騙還不夠批捕標準時，李警官這樣告訴我：原因很多，頭先京安信宇并非完全靠詐騙，他們以低價吸引客戶，收取押金后，雖然不能給客戶提供所約定的房屋，但畢竟可以給客戶提供略高于或等同與市價的房源，有部分客戶也通過京安信宇租到了房子，所以他們不是純粹的詐騙。其次，還要排除一些不能正確指認犯罪嫌疑人的受害人，其中一些人丟失有效的憑證，一些人約定提供一年的服務目前還沒到期，還有一些人被騙數額較少，不夠立案標準。他還說：“當初你們在太陽宮報案的時候，無論被騙多少，都予以立案了，但批捕的時候不能這么算，必須每筆單案，都要達到500元。你們符合標準的也就10來個人，不到1萬元錢，這1萬還得分攤到每個業務員頭上，數額就不大了。”

　　事情的確不是我們想像的那么簡單，當我再打電話給朝陽檢察院的時候，又被告知：無論是從2006年12月份未被批捕的案件進行查詢，還是通過犯罪嫌疑人的姓名搜索，皆沒能找到此案，所以想通過朝陽檢察院核實情況終未能如愿。

　　我們又征求了北京衡基律師事務所徐穎略律師的意見，徐律師告訴我們：依據我國刑法相關規定，以單位名義實施詐騙的，并且詐騙所得歸單位所有的，應當以行為人參與共同詐騙的數額認定其犯罪數額，并結合行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數額等情節依法處罰。

　　案發3日即報案，速度不可謂不快；網友競相轉告去警局做筆錄，配合不可謂不積極；公安機關受案后10日即破案，效率不可謂不高；受騙人員近800余名影響不可謂不大；但受害人較終又得到什么呢？

　　在這場與黑中介筆者的較量中，本人法律院校畢業，在京工作已逾3年，也有律師事務所工作的經歷，在租房時，自以為做了足夠多防范措施，依然落入了中介的騙局。報案之后，更是占盡了天時（報案迅速）、地利（交通方便）、人和（人多勢眾，且有現成的維權群和警方、朋友的大力支持），卻沒能在賠償上獲得任何的回報。身心俱疲的我們打算把維權進行到底，向法院提起民事訟訴，可京安信宇法人在逃，錢款已被揮霍，縱然勝訴，那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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